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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继承:天赐庄真的是韩世忠封地吗?
【发布日期:2012-10-15】【作者: 柯继承 】【来源: 姑苏晚报 】【阅读次数:2719】【字体 】【打印 关闭窗口

十梓街天赐庄

东吴大学天赐庄

盛家带



  苏州古城区内,旧时南有南园,北有北园,今已逐渐消失,但东南有天赐庄,西北有桃花坞,至今仍在,且有“凤凰涅盘”之势。特别是天赐庄地区,得名之早,人才之多,文史之丰盛,变迁之复杂,东、西方文明之交融会合,连桃花坞地区也望尘莫及。然而,正因为如此的波谲云诡,致使它的来历及其沿革,一直鲜为人知,鲜为人解。

  

得名起码已有1500多年历史



  远在坊巷、街巷产生及发达之前,苏州古城内的地名,除以城门名以及河、塘、桥和其他知名地标建筑(寺、观、庙、塔、园等)名称加上方位词(如前、后、东、西、上、下等)命名外,主要的还是以主人姓氏命名的某家庄、某家村、某家园(院),也即沿袭着农村的地方取名习俗。“天赐庄”的得名,就承袭了这种遗意。说起来,这已远在1500多年前南北朝的事了:
  临海乐安章沉(一作汛),年二十余死。经数日,将敛而苏。云:被录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年女儿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沉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沉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间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沉先为护府军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到乌门。依次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赐。——(刘敬叔《异苑》卷八)
  作者刘敬叔,东晋末、南朝宋初人,卒于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生前官至给事黄门郎,《异苑》即是其所撰。该书收罗古今怪异之事383则,上起晋文公、秦始皇,下迄刘裕、刘毅等,凡天文地理、社会人文、自然民俗之神异谲怪之事,都予收录,但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虽然“其书皆言神怪之事”,但“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也就是说,刘敬叔在收录故事时,是十分认真的,没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陋习,正因为如此,他收录的民间习俗故事,如“厕神后帝”、“紫姑神”及相关民俗,为《荆楚岁时记》、《初学记》、《太平御览》 等所引用,“于民俗学研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异苑》的“校点说明”)。
  前述的乐安章沉故事,当然是民间传说,不是正史,撇去荒诞的外衣,故事中有几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一、故事中的主人公章沉(一作汛)是临海乐安县(乐安县处浙江东南部,东晋冈置县,属临海郡,南朝因之,隋开皇九年即589年废入临海县,唐武德四年恢复乐安县,属台州。天宝元年,台州改临海郡,1007年宋真宗诏改为仙居。)属今浙江台州市,徐秋英是吴县即今苏州人,家住乌门,经王謇先生考证,所谓乌门,即葑门。
  二、章沉是个京城官员,但与秋英结婚后,既不安家在浙江老家,也不安家在京城,却安家在苏州。这种类似乎“入赘”(招女婿)的婚姻,在古代中国是不同寻常的。联系上述文字,可以确定徐家是个大户人家(秋英随手有金钏,臂上还带有“杂宝”,家中又有侍婢数人),是地主家。
  三、徐家主人膝下无子(这也是徐家需招女婿的一个原因),仅秋英一女,旧时无子被认为是非常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非常不幸的事,但秋英嫁给章沉却生了儿子,徐家自是喜出望外,因此取名“天赐”。
  四、既然徐家是大户人家,有大片田地,所在援例当称作“徐家庄”,现在徐氏有后(孙子“天赐”),特称“天赐庄”,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为此,刘敬叔郑重其事地把“生子名天赐”作为该故事的结语。清代张紫琳《红兰逸乘》卷二“遗闻”在全文录下《异苑》该则故事后,特意指出:“天赐庄在葑门内”。近人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三“姜家巷”条下也全录了章沉和秋英故事及其他有关天赐庄的典故。也就是说,这两位对苏州历史文化研究卓有成效的学者,都认定“天赐庄”地名的来历,首见于刘敬叔《异苑》。实际上,天赐庄所在,至迟在宋代就称作“乐安都”(见《吴地记后集》),自明代起,一直属乐安乡,都名也好,乡名也好,称乐安,正是以章沉故乡的县名为名。
  五、苏州古城内的地名,除城门名外,至今仍沿用原名,历史长达1500年以上的,仅有数处(如皋桥、乌鹊桥等),天赐庄就是其中一处。作为地块名,天赐庄则是苏州城内至今仍在沿用的最古老地名。从天赐庄得名起,它指的就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地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天赐庄主要是指今望星桥以东地块,包括今苏州大学(本部)校园。

  

钱氏东圃·吴氏东庄



  宋代前后,“天赐庄”实际上可分作东、西两部分。偏西部分即今望星桥等桥梁所跨的官太尉河东岸,已有民居。偏东部分,仍是以江南水乡为特色的旷野,一直延伸到东城墙,旷野上散落着一些权贵及富家的庄园式别墅,其中以五代吴越时钱氏的东圃(又名东墅、东庄)为代表。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云:“广陵王元璙别宅,旧与南园相近。据《九国志》云:元璙治苏州,颇以园池花木为意,创南园、东圃及诸别第,奇卉异木,名品千万。今其遗迹多在居人之家,其崇冈清池,茂林珍木,或犹有存者。”
  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四也说:“东庄(《九国志》谓之东墅)与南园,皆广陵王璙帅吴时,其子文奉为衙内指挥使时所创营之。三十年间,极园池之赏。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晚年经度不已,每燕集其间,任客所适。文奉跨白骡,披鹤氅,缓步花径,或泛舟池中,容与往来,闻客笑语,就之而饮。盖好事如此。”
  唐宋间的五代十国,中国处于战乱年代,但这时的苏州大部分时间为吴越国所辖,相对平安。吴越国国主为钱镠,占据两浙以苏杭富庶地区为主的地区将近百年,定都杭州。钱镠的第四个儿子钱元璙,因功于公元913年升为苏州刺史,后累迁中吴建武军节度使,苏、常、润三州团练使等。后唐灭吴越国后,钱又被封为广陵郡王,所以世称其为广陵王,治理苏州先后达三十年。钱元璙“好治林圃”,治理苏州时,除了营建南园外,还与其子钱文奉一起营建了庄园式别墅东圃,史称东圃“极园池之赏”。钱氏常在此宴请客人,诗酒往还。特别是钱文奉“每跨白骡,披鹤氅,或缓步花径,或泛舟池中”,风流一时。这个“东圃”,即在今十梓街东端苏州大学(本部)校园内。“东圃”在朱长文(1041-1098)撰《吴郡图经续记》时,虽已繁华不再,但崇冈清池、茂林珍木尚在。然而到南宋初建炎兵燹时,乃彻底毁坏。范成大撰《吴郡志》时,仅根据《九国志》、《吴越备史》提供的资料予以采入,未有只字提及现状,估计此时东圃已呈荒野之状了。
  三百多年后,即元末明初之际,东圃所在越加寥落,甚至已无甚居民,“岿然独存”的是已居此数代的吴氏,鉴于“邻之死徙者什八九”,吴氏便将城东无主荒芜之地,加以料理,所谓“重念先业,不敢废,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李东阳《东庄记》),吴氏沿袭前朝旧名,称其为东庄,自号东庄老人。这位东庄老人就是吴融(字孟融),而东庄建在原东圃部分遗址之上,仍在今苏州大学(本部)校园范围内。吴融是明代状元吴宽(1435-1504)的父亲。这个庄园式别墅广达六十亩,园中河道四通八达。画家沈周(1427-1509)曾绘《东庄园》册页,共二十二景,其中一景为“折桂桥”,折桂桥所在即东庄南门,地处原苏州大学财经学院门前,可见东庄所在大致在今钟楼新村东面偏南(今苏大校园内)。东庄一共经营了几十年,风景自是不凡,内有稻田、桑园、菜圃、竹林,还有各种亭园建筑,如厅堂、池亭,甚至庵堂等。刘大夏为之赋诗道:“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回溪不隔柴门迥,流水应通世泽长。十里香风来桂坞,满帘凉月浸菱塘。天公自与庄翁厚,又把栽培付令郎。”沈周有诗云:“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闲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收后问饥邻。城头日出啼鸦散,堂上春深乳燕飞。更羡贤郎今玉署,恩对早晚着朝衣。”唐伯虎也有《题东庄图》诗曰:“落叶风中稻满场,平畴相对让东庄。膏腴望望应千顷,满地黄金下夕阳。”
  明万历六年(1578),已荒废的东庄归徐廷裸所有,徐加以修复,易名“志乐园”,徐任职参议,故人们又称志乐园为徐参议园。十年后,即万历十六年春,王世贞往游,但见竹林茂密,王世贞来游乘竹轿,须砍竹辟道而行,有《游吴城徐少参园记》云“水木岗阜之胜,甲于一城。”袁宏道作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园亭纪略》也说:“近日(苏州)城中,惟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又说“吴侬可与语者,徐参议园亭”(《寄伯修》)在《饮徐参议园亭》诗中又说:“古径盘空出,危梁溅水行。药栏斜布置,山子幻生成。欹侧天容破,玲珑石貌清。游鳞与倦鸟,种种见幽情。”于此可见,此时的徐参议园,叠山理水,巧夺天工,较之吴氏时以自然风貌取胜的庄园式别墅东庄,已大相异趣了。
  但徐廷裸精心构筑的园居,并没有持续多久,徐氏与乡邻结怨甚深,园亭因故“尽为里人及怨家拆毁过半”(明沈瓒《近事丛残》),徐氏死后,儿子又犯人命,园终致毁弃。清代崇明士子施何牧曾居于附近,见到的已是荒废园址,只剩渔夫打鱼捉蟹:“一水东庄近,风流说异时。门栽彭泽柳,客赠辋川诗。蟹舍依桥筑,鱼罾傍岸移。至今余想像,烟雨任迷离。”

  

韩衙前及所谓的韩世忠封地



  明清时,天赐庄东部(即今苏州大学本部),总体上还是多旷野少居民的乡村景象,但天赐庄西部即今官太尉河东岸一带,已同官太尉河以西一样,民居趋于稠密。其实,早在南宋时,由于天赐庄西南部与古城居民稠集区只一河之隔,民居多了,形成了一些街巷。据《平江图》,该处当时已有街巷如盛家带、蟾宫桥巷、曹家桥巷(曹家桥后名卢师桥,即螺蛳桥)、姜家巷、普照院前、折桂桥南巷、佐(查)家桥巷、石匠巷、折桂桥北巷等。其中姜家巷(清代称姜家弄)最值得一提。
  姜家巷巷名来历,今已难详考,据王謇考证,南宋初年,当地有位名叫姜浩的,在建炎之难时,设法拯救了不少难民,市民为纪念他,特将他家所在街巷称为姜家巷。该巷所在,应处天赐庄西南部,或疑该巷遗址即今十梓街东段(望星桥以东)南侧,成为今十梓街东段部分路面。  
  但姜家巷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姜浩,而是之后居住于该处的韩雍。韩雍(1422-1478),字永熙,明长洲人,正统七年(1442)辛酉进士,入仕途后,曾任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两广总督(“提督两广军务”)等职。韩颇有才略,负气果敢,兼工诗文,后被劾退归苏州,五载而卒,年五十七。正德年时被追谥襄毅。韩雍是一代名将,个性突出,敢作敢为。治军极严,却体恤民情,不拘小节,“财帛挥斥不少惜”,是个宦途复杂的传奇人物。在代理巡抚江西时,曾主持重建滕王阁;任两广总督时,一方面善待少数民族,壮、瑶、苗族“皆感念”,深得民心,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义军,镇压也毫不留情,战功卓着。民间口碑极好,但官场多有贬抑者。直到韩死后六十六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按吕光洵才“移檄府县立祠,有司春秋奉祀”,此时的韩雍,已声名显赫,被奉祀的规模(庙制及祭祀仪式等)居然与宋代名臣范仲淹的相同(见明皇甫汸《长洲县志》,隆庆五年刻本),当局甚至为其建石牌坊。乾隆《苏州府志》(1748年刻本)卷三长洲县明坊“都宪坊”条云:“为韩雍立姜家弄,今天赐庄,属元和县。”之后的同治《苏州府志》(1882年刻本)也注明“都宪坊”“(在)姜家弄,今天赐庄,为韩雍立。”
  韩雍的居宅就在姜家巷。明皇甫汸《长洲县志》卷十三“第宅”目:“都御史韩襄毅雍宅,在葑门内,扁曰葑溪草堂,溪流环带,竹木交荫,宛然阡墅,吴中甲第也。”而在同书同卷“园亭”目,提到东庄时,说:“吴文定公宽之父孟融所治也,景凡二十有二。”很明显,韩氏的“葑溪草堂”,其实是宅居,尽管也是溪流环带,竹木交荫,只是“宛然阡壁”,所以编放在“第宅”目中,吴氏东庄,是庄园式别墅,面积大,远离居民区,所以编放在“园亭”目中。两者是绝然不同的。
  韩雍的葑溪草堂(官太尉河属葑溪水系,葑溪,旧指葑门外城河),始于景泰元年(1450)是在购得“湖东王氏行馆之基”上建造的,当时确只为“居第”,十多年后,才在居第东置“东园之地”(地仅占三十亩),邱濬《葑溪草堂记》,称其“治第于葑溪之上,盖豫以为退休归宿之地也。其园林池沼之胜,甲于吴下,世拟之以李卫公之平泉庄,司马公之独乐园,君子谓其有西洛之胜,而无赞皇之奇云。中为草堂数楹,公自记之。”韩雍罢归苏州后,与徐有贞(祝允明外祖父)、祝颢(祝允明祖父)、冯定、刘珏等联句唱和园中,与当时整个天赐庄所比,仅是弹丸之地,还可说是“竹木丛源,市井远隔”,所在大致在今望星桥南堍、忠信桥(巷)以东一带。到了清代,李果《青芝山堂饮酒记》提到青芝山堂即为“明襄毅韩公故园”。李果旧居在鹭鸶桥(在螺蛳浜),他自己说“去山堂不数武”,离山堂只几步路,可见其近。但显然其时已成居民区了。
  韩氏府第所在的街巷因此也由姜家巷、姜家弄而改名韩衙前,但民间仍多以一个大概念“天赐庄”称之。
  尽管韩雍是一代名将,过世后,也屡被褒扬,但其经历、功绩多在内地,于故乡苏州少有关联,除晚年归隐“葑溪草堂”后与苏州士子有所往来外,其他几乎是空白。后经几百年历史风雨的冲刷,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厚今薄古”,加上“葑溪草堂”早已灰飞烟灭。韩的声名渐渐式微,渐渐为人们所遗忘,以至后人仅据隐隐约约的“武将韩氏所居”的历史印痕,将天赐庄讹传为韩世忠的封地。人们所以会将天赐庄附会成天子赐韩世忠封地,首先是因为民间传说总是爱傍大名人,宋代的韩世忠比起明代的韩雍,不仅名头大,而且年代也更久远,也就愈显珍荣。韩世忠是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他虽不是苏州人,但在苏州有园宅“韩园”,就是现今的古典名园沧浪亭(尽管韩占有沧浪亭,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段,并不怎么光彩),加上韩世忠死后葬于苏州灵岩山,其子后来又在苏州两次做知府。韩世忠与韩雍,都姓韩,又都是武将,也就更容易讹传。
  以此韩讹为那韩,在苏州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吴门表隐》上就记录过将汉朝将军韩说误为韩世忠的一段故事:
  横海将军庙在娄门外下塘,名老土地堂。神姓韩名说。庙甚古,明初作淫祠。嘉靖五年,有司改正,误为蕲王,封陈公、习义二乡土谷神。国朝康熙初,移建西数步。道光十年,绅士韩崶、顾鼎、蒋希贤、韩俊杰等呈官更正,复列祀典,以蕲王配。里士徐耕山、顾荣照等捐建,顾震涛、蒋庭英记。(《吴门表隐》卷四)
  史载汉将军韩说,曾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后封为横海将军。因击东越(今江浙一带)有功,封为按道侯。韩说因有击东越一事,所以苏州建其庙祭祀,称“横海将军庙”。但是到了明代嘉靖五年,修葺该庙时,却误为韩世忠的庙了(韩死封为蕲王),到了清代道光十年,才被苏州当地士绅呈文更正,但即使更正了,仍以“蕲王配”。
  误将此韩讹为那韩,于坊间传说,本无大碍。但人们听得久了,便信以为真。改革开放后,在挖掘历史人文时,有人就据坊间传说,把天赐庄附会成是宋高宗赐给大将韩世忠的地方,所谓“天子之赐”,并以此解释“天赐庄”来历,实际上是以讹传讹。正如前文所述,葑门“天赐”之名,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已记之书籍。自两宋以来,苏州所有的地方志乘中,也没有宋代皇帝赐该处给韩世忠的记载。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事,于乡梓而言,是天大的事,韩世忠又是名头大得吓人的正面人物,乡里志乘恨不得大书特书,根本不可能漏载。

  

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苏州自建城开始,2500年内一直维持着古城中留有乡村的格局,这恐怕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城中乡村,如“南园”、“北园”,这是伍子胥建城时战略考虑的遗意,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园、北园才正式消失。但是,天赐庄作为城中乡村,消失得就要早一点。
  从宋代起,天赐庄已有了一些民居、街巷(主要集中在官太尉河沿岸),而且在不断发展,但仍有大片旷野,特别在天赐庄东部,包括达官贵人的庄园式别墅、亭园及旷野上的村庄民居,体现的还是东方农业文明下江南水乡的“旧时月色”,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的进入,以及与东方文明的长期碰撞及交融,才使天赐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历史记载,同治八年(1869),天赐庄一带已有美国监理公会的传教士在布道和行医。光绪三年(1877),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教士蓝华德,在天赐庄租赁民房三间开办诊断,名为中西医院,后来在教会和苏州士绅的捐助下,蓝华德偕妹婿柏乐文买地七亩,筹建了博习医院。1883年年底开业,医院除了门诊部、内科与外科病房、手术室、教堂外,还有病房(设病床三十张),博习医院对传播科学技术,对苏州西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点石斋画报》报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博习医院就从美国引进了X光透视机,当时离X 光机发明才两年。博习医院是苏州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当时(1897)苏州洋关税务司的报告上有这么两句话:“紧靠葑门里边,教会已形成一个外国人自建房屋的小居留地。”“在近葑门的地方,那里有六所外国人住宅,二家医院,三所寄宿学校(其中一所为英语学校)、一所教堂。”这个所谓“紧靠葑门里边”、“在近葑门的地方”,指的就是天赐庄。
  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监理公会开始酝酿在苏州创办大学,次年冬,在教会和苏州地方官绅的支持下,“东吴大学堂”(今苏州大学前身)在天赐堂原博习医院校舍正式开办,二十七年(1903)东吴大学堂教育大楼竣工,我们从当时的地图可以见到,天赐庄地块上,赫然画着“东吴学堂”的地标,地址即在今苏州大学本部校院南部。教育大楼落成时,校长孙乐文高兴地说:“我怀疑整个中国是否还有另一幢这样漂亮的大学建筑,恐怕没有能比这更适合我们工作的大楼了。我们现在有了通风、明亮、宽敞的教室,还有图书室、实验室和必需的办公室……最近我们又从美国的一家气灯厂得到足够的乙炔气灯,为整个主楼照明,还有一台电动机和水泵来供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1907年,首任董事长林乐如逝世,为纪念他,特将这主楼命名为林堂,之后,又陆续建造了孙堂、葛堂、维格堂、子实堂等大楼。1905年起,开始教授大学课程,设文理两科及大学预科,西学东渐,使古城苏州在传统东方思想体系中注入了新内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交融。1911年,东吴大学堂改名东吴大学,1927年,学校正式兼收女生,1937年前,东吴大学已发展成为我国东南着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东吴大学是在原东墅、东庄遗址旷野上修建的,一张白纸最好画画。范烟桥先生《茶烟歇》写道:“天赐庄自成一区,自望信(星)桥来,冬青屏绿,长垣迤逦,别有风格,若在深秋,缘壁而生之菱角草,殷红如枫叶,而法兰西梧桐黄叶乱飞,觉天然图画胜于粉本也”。但校内广大地区,仍保留了江南水乡风景格局:“其东城如障,濠流如带,而钟楼下阡陌纵横,农作可睹,半村半郭,洵读书佳境也。课后或球戏,或书趣,各得其所。……复值夕阳在山,一声羌笛,几拍红牙,歌声缭绕于林末,渊然起思古幽情,每不知其所以然也。林堂古拙如故家贵邸,孙堂质朴,葛堂坚固,维格堂华适,子实堂静穆,各具特征。而余独爰临濠疏柳下,清空幽谈,可以读书,可以休神……”其境其情,今日苏大校园之内,尚可仿佛一二。
  总之,在当时充满着宗教氛围中的天赐庄,只一二十年间,就先后开办了博习医院、妇孺医院、东吴大学、博习护校、景海女校等,中西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原来不可避免的互为排斥到互为交流交融,天赐庄教会属下的慈善机构也逐渐走向了本土化、民间化。教会学校虽然有宗教背景,但毕业生真正从事神职与其他宗教工作的为数不多,绝大部分毕业生最后都服务于世俗社会的各个层面,许多毕业生在各自学术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天赐庄附近的老居民在与教会属下的机构各种人员及与洋学堂就学的学子们的接触中,也逐步认可和接受了较于原传统思想体系更先进、更开放的思想,反过来也逐渐影响了原来的生活习惯。
  在天赐庄流变的岁月里,“官太尉河”的作用不容小觑。弯曲而又细长的官太尉河,原属古代“葑溪”系列,它南折东接葑门运河,北通干将河,又向东汇入护城河,它与内城河环抱着的,即是原“天赐庄”地块,很长远的一段时期内,它作为天赐庄西面的天然界河,与河西岸拥挤的居民区相隔,河西作为古城居民集中区,是市区繁华地,而河东天赐庄则是古城内属于“乡区”区域(主要隶属乐安乡),河西面旧时传统市井气氛浓厚,包括殷实市民家庭及名门宅院以及定慧寺等在内的佛教寺院等建筑鳞次栉比,而河东岸是西洋文明气息浓郁的建筑及生活设施,双方仅一河之隔,却相安无事。但官太尉河上有望门桥、忠信桥、望星桥、寿星桥等多座古桥,又把天赐庄与居民集中区相连,从“隔而不断”,慢慢地互相渗透、交会,终于形成近代“天赐庄”独有的风韵。天赐庄成了中西方文明交流、交融成功的标志,无论是周围的建筑风格,居民的生活理念,都趋于高雅与和谐,天赐庄文史内涵不同于上海十里洋场,不同于南京夫子庙周围,也不同于苏州西中市“民国一条街”,它的中西方文明交融的独特与和谐,不仅在苏州,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在民国一段时期内,天赐庄同桃花坞一样,分别指一条街名,桃花坞指的是现桃花坞大街的一段,天赐庄指的则是今十梓街东段(望星桥以东),但老百姓并不认可,仍按照它们原来所指的地块义,桃花坞指的是今桃花河西岸附近及其以北直到北城墙的地块,天赐庄指的是今官太尉河以东直至东城墙的整个地块。
  现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称之为“天赐庄”的片区,已相对扩大到南至葑门十全街,北至干将路,西至凤凰街,东面,则至城河(包括苏州大学本部在内),在这一块可称之为苏州最为独特的文化生活片区内,也将演绎着最为独特的苏式生活场景和愿景,它是传统的但不排斥时尚;是稳定的而不是折腾的;是休闲的而不是急躁的;是精细的而不是简陋的。高尚而不低级,雅致而不粗野,热情但不矫情,深情却不滥情。一句话,它是苏式的,是尚文、进取、博雅、开放的苏式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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