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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雄:晚明隐士陈继儒
【发布日期:2012-7-6】【作者: 简雄 】【来源: 苏州日报 】【阅读次数:2837】【字体 】【打印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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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泖桥(今上海松江枫泾镇)人,明代着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  陈继儒博学多才,但生性狂放,不受礼法拘束。29岁时,焚毁儒生衣冠,绝意科举仕进。朝廷曾多次下诏召用,他均以病推辞。曾一度隐居小昆山,后筑室东佘山,杜门着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继儒卒于佘山,终年82岁。  

山塘街陈继儒撰葛贤墓碑文 徐文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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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长三角平原习惯将隆起的地方都叫“山”,不过,直接面向大海的上海,找个“隆起的地方”也不容易。上海人说,有一座海拔九十几米的“佘山”,在阿拉松江乡下。
  大上海把全国很多地方都看做“乡下”。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数百年前的大明朝,“上海”却是松江府的正宗乡下。
  松江府紧挨着江南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府。佘山脚下名人辈出,真应了那句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有斗倒严嵩、官至政府总理的徐阶,有与柳如是上演一场情感大戏的抗清大才子陈子龙,还有一位名震江南、终身不仕的“山人”陈继儒。

  二

  明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初七,陈继儒七十五岁生日。在家乡佘山郊外别墅里大宴宾客,名流名姝云集。陈子龙与柳如是就是在这次聚会上相识,这里按下不表。
  这会儿只说“文坛耆宿”陈继儒。
  先说两句简历。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人。名人字、号一般很多,他的号“眉公”,和他的“励志类”畅销书一样最有发行量,所以记住这个就行了。陈继儒列传在《明史·隐逸传》里。这个“社会活动家”居然被称为“隐士”,和晚明的社会风气大有关系。
  在通常概念中,隐士已不是先秦许由“渴饮颍川水,饥餐首阳柏”只过白毛女生活的那种,而且听到尧让天下,认为污染了自己耳朵,竟跑到水边“洗耳”。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获得一致认可。至少也要像范成大,高官归隐,在苏州石湖边弄个一亩三分田,写写田园诗什么的。这些景象,到了陈继儒生活的晚明基本已不可能。商品经济来势凶猛,活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成片,人口稠密,地价房价翻番,物价上涨,到山塘街菜馆请文友吃个像样的饭要花十两银子,相当于一个职业机织工人两年的收入。
  所以,晚明想做隐士,还“文史之暇,流连声酒”,甚至闹出点“名士悦倾城”的动静,家里不是“富二代”那是做不成的。
  但陈继儒家有这个条件。崇祯二年(1629),二十岁的文学青年黄宗羲到陈家拜访,在《思旧录》中留下一段笔记,看看那个排场:
  已巳秋(即崇祯二年———引者注),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楼”,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于“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
  黄宗羲这时尚未“出道”,但大家风范已展,寥寥数笔,信息量却相当大。“云间”是松江的别称,就像苏州称作“姑苏”,文人圈里尤其喜欢这样说,以显示“有文化”。陈家的郊外别墅还不是一幢而是两栋,相隔不过五百米,从来访的私家船情况看,应该傍河有个大码头,而且真正是“往来无白丁”。那天隔夜,黄宗羲应该住在豪宅里,大清早看着陈老先生梳妆打扮,焚香沐浴,“正装”接见来宾。中午在家一摆十几桌,只能说,那屋子够大,“相知者”够多啊!
  陈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隔三差五,《明史》里说得更加绝对:“征请诗文者无虚日。”就是几乎天天接待约稿人。
  当时的文盲人口尽管比例很大,但各个阶层似乎都喜欢文学,这可能和科举只考文科有关,文人的雅集自不必说,普通群众则可以听听评弹、看看“三言二拍”。连做官的也喜欢吟诗作文,譬如袁宏道,二十四岁中进士,放到人文荟萃的吴县(今苏州)做县委书记,估计“着名文学家”的名气帮忙不小。但才做了两年就坚决辞官,回湖北公安老家当职业文学家了。
  有这样的粉丝基础,陈继儒家整日宾朋满座也就不奇怪了。他的儿子陈梦莲给老爸做了一个年谱,记载眉公七十岁生日时的盛况,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
  是冬,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凰山未有之事也。
  陈寅恪先生考证说,那天的祝寿,不仅仅都是文学青年,还有有头有脸的社会贤达,也不缺柳如是这样的当红明星,她就是扬州名妓王修微,自号草衣道人,“往来吴会,游历江楚”,名士朋友一大把,钱谦益就是在她家看到柳如是的《西湖八绝句》诗稿,决意要会会这位河东君。至于后来的故事,人早不在江湖,但江湖还有他们的传说。

  三

  陈继儒俨然就是位“意见领袖”,文学青年的楷模。《明史》本传上有一段专门介绍眉公文史功底的文字,无非是神童一个,琴棋书画,诗文经史,样样精通。但有两件是陈家独门功夫,一是“短翰小词”,相当有风致,就像现在微博上广受欢迎的励志哲言。这个翻翻老先生《小窗幽记》的题目就明白了,譬如当头卷一叫“醒”,卷二叫“情”,一共十二卷,都是说一个字,性灵毕现。第二件做出版人。他善于“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当然,要知道这些别人不知道的野史故事或是名人轶事,那是需要花真功夫博览群书的。自己发发微博赚点粉丝围观那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眉公便做起微博营销,把这些励志的故事分类编成书出版,或者干脆把版权卖给书商,扩大影响力。这是一项名利双收的活计。可见他适应商品经济的头脑比一般读书人灵活得多。想想也是,整天家里访客盈门,还要管吃管住,如果只是聊聊天、喝喝茶,或者切磋下棋艺,那是要坐吃山空的。
  晚明是个相当有趣的时代,尤其在江南发达地区,大批文化人用“性灵”小品文造就了个性解放、市民意识等社会风尚,陈继儒的文风大约正好符合“百家讲坛”的要求,所以更受欢迎。不妨将陈继儒着名“微博”作品集《小窗幽记》 拿出来,撇开“留七分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之类大白话,抄几条意味较雅的看看———
  如说“醒”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卷一)
  如说“情”
  山水花月之际,看美人更觉多韵。非美人借韵山水也,山水花月直借美人生韵耳。(卷二)
  如说“峭”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卷三)
  如说“灵”
  空山听雨,是人生如意事。听雨必于空山破寺中,寒雨围炉,可以烧败叶、烹鲜笋。(卷四)
  如说“素”
  修净土者,自净其心,方寸居然莲界。学禅坐者,达禅之理,大地尽作蒲团。(卷五)
  如说“景”
  山居有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卷六)
  如说“韵”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尘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卷七)
  如说“奇”
  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夭也。(卷八)
  如说“绮”
  窗外梅开,喜有骚人弄笛。石边积雪,还须小妓烹茶。(卷九)
  如说“豪”
  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纵能,亦无豪杰语耳。(卷十)
  如说“法”
  世多理所难必之事,莫执宋人道学。世多情所难通之事,莫说晋人风流。(卷十一)
  如说“倩”
  相美人如相花,贵清艳而有若远若近之思。看高人如看竹,贵潇洒而有不密不疏之致。(卷十二)

  四

  佘山这个地方不知是因为陈继儒还是因为风景本身,成为文士名姝游赏的胜地。松江士子施绍莘(字子野)的别墅也在那儿,他因屡试不第而纵情声色,有一段笔记记录当时盛况:
  余别业在西佘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尽管没有KTV,但也没有娱乐场所营业到凌晨二点的规定。这段文字基本把醉生梦死的景象说清楚了。看来陈继儒住的那个地方,不是城市却胜似红尘,那么他的“隐士”形象似乎会遭到质疑。
  胡翼鹏博士在《中国隐士》中归纳了所谓“隐士“的一些个性行为:不仕,逃遁,托病,不入城市。而陈继儒用一个决绝的行动表明了这一态度。《明史》里这样记载说,陈继儒二十九岁那年“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这昆山应该不是苏州那个,而是佘山九峰之一的小昆山。这时,眉公已经与松江老乡、大名鼎鼎的董其昌齐名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陈继儒却坚守隐士风范,东林书院顾宪成院长盛邀他当“客座教授”,谢绝;政府三番五次请他“出山”,一概谢绝。尽管活了八十二岁,但每次他都说身体不好,病得快死了。《明史》因此下结论说他“有终焉之志”。
  话虽这么说,陈继儒的隐士做得与前辈大不相同,他的官场文场商场人脉实在了得,只是士大夫弄的正史,还是看不起商人,只说他出版人做得OK,却没有具体记载。而官场文场的场面就震撼了:首先是从小得到老乡、嘉靖朝政府总理徐阶的“特器重之”,注意,器重还不够,要加“特”。万历朝政府总理、太仓人王锡爵,请他陪儿子到苏州支硎山读书,那时,陈继儒还在准备考功名。另一位太仓人王世贞“亦雅重继儒”。正史用词就是考究,这里用“雅重”,表明与王世贞的交往与纯粹的官员互动不一样,因为世贞虽是太子少保、刑部尚书,但更是一位着名文史学家,还疑似《金瓶梅》作者之一。老乡董其昌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部级高官以书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当年回乡造了幢“来仲楼”别墅,常邀陈继儒聚聚。《明史》 因此又要发出一声感慨:“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这样的“争”意味深长,不仅与陈老先生的深厚背景有关,更与他“性喜奖掖士类”有关,看看上面黄宗羲的记述就知道了。不仅包吃包住,可能还有“陈继儒奖学金”之类的项目。关键还在于,陈继儒相当靠谱,有时候人家可能仅仅是一句客套话,但他都当回事情的。想想这个“龙头大哥”当好也真不容易啊。

  五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爆发了一场“机织工抗税斗争”,一位普通织工葛贤永载史册。它和天启年间苏州“五义士案”一起震动全国。葛贤被捕入狱后,经江南士绅和东林党官员奋力营救,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释放。崇祯三年(1630)十月廿三,葛贤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一个春日细雨的午后,我来到走过无数次的苏州山塘街,葛贤墓静静地坐落在五人墓旁。崇祯朝政府总理、苏州人文震孟题墓碑,万历朝政府总理、湖州人朱国桢以诗铭记,陈继儒撰碑文。陈老先生很谦虚地说,文、朱两位都是大家,自己是“山人”来写将军壮举,但“不可无一言以志其事实”。碑文一反陈继儒“性灵小品”风格,写得严肃认真,毫不拖泥带水。文末铭曰:“吴中义士气如云,留得余生代有闻。东海长虹挂秋月,丹青齐拜葛将军。”这块碑刻立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至今保存在五人墓内,成为详述当年这场抗税斗争的珍贵史料。
  崇祯十二年(1639),陈继儒病重,他把子孙叫到身边,留下遗嘱。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中记下了眉公遗言,手书对联一副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岁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又遗笔嘱几个儿子:“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并关照就安葬在佘山中,不要墓地不要坟头,甚至不要种树,只要子孙牢记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陈继儒以自己价值取向中的“归隐”一格,再次证明了晚明隐士精神家园的淑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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